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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13日星期二

【暢銷書】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Yi Min 、 Jiang Jie Yu Xian Dai Xing ： Han Shi De Nan Fang Li...]＊文學小說類＊

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Yi Min 、 Jiang Jie Yu Xian Dai Xing ： Han Shi De Nan Fang Li...]～推薦！

作者：高嘉謙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6/09/13
語言：繁體中文

ISBN：9789570847970
叢書系列：聯經學術
規格：精裝/568頁/25k正/14.8x21cm/普通級/單色印刷/初版
出版地：台灣
本書分類：文學小說>文學研究>文學史
本書分類：專業/教科書/政府出版品>文史哲類>中文>史學

【Author】作者/繪者/著者/譯者

作者簡介

高嘉謙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臺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曾於捷克布拉格查理士大學客座講學。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文學、漢詩、民國舊體詩詞、臺灣文學、馬華文學。著有《國族與歷史的隱喻：近現代武俠傳奇的精神史考察（1895～1949）》（台北：花木蘭出版社，2014）。編輯《抒情傳統與維新時代》（上海：上海文藝，2012，與吳盛青合編）、馬華文學的日本翻譯計畫「臺灣熱帶文學」系列（京都：人文書院，2010-2011，與黃英哲等合編）、《從摩羅到諾貝爾：文學‧經典‧現代意識》（台北：麥田，2015，與鄭毓瑜合編）、《散文類》（台北：麥田，2015，與黃錦樹合編）。

【Introduction】簡介/書評/特色/摘要

關注19世紀末至第二次中日戰爭時期中國境外的「南方」書寫

　　19世紀以降中國東南沿海華人移民海外已經蔚為風潮，乙未割臺、辛亥革命，以迄抗戰軍興更讓許多別有政治、文化懷抱的士子文人也參與了這一行列。他們漂泊離散，仕隱進退之間，寫作的境外漢詩，勾勒了繁複的文學播遷軌跡，亦辯證政治／文化遺民的精神處境。

　　從臺灣、廣東到香港；從新加坡、馬來半島到蘇門答臘，他們藉由文化、宗族和經濟的紐帶，將渺遠的唐山化為一處處在地的「現場」，竟然也形成無遠弗屆的疆域──一種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不能想像的「想像的共同體」。這是地理空間意識的變異與重塑，也是漢詩的越界與生產。漢詩有著源遠流長的傳統，作為士人文化心靈的寄託與投射，漢詩因此成爲一代流亡知識分子銘刻歷史嬗變，見證家國離散，辯證現代性最重要的文學實踐。

　　《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是學者高嘉謙考察19世紀以降，面對世紀的新舊交替，殖民與西學衝擊，在中國南方、臺灣與南洋的詩人群體的離散際遇。從他們寫於境外的漢詩創作，探究一個政治／文化遺民的精神處境及漢詩文類的越界與現代性脈絡。

　　漢詩有著源遠流長的傳統，作為士人文化心靈的寄託與投射，漢詩因此成爲一代流亡知識分子銘刻歷史嬗變，見證家國離散的重要文學實踐。尤其經歷乙未、辛亥兩次政治鉅變，士紳百姓大規模遷徙，文化與文學的播遷軌跡尤其繁複，漢詩的流動與生產由此構成理解與辯證現代性最值得注意的文學形式。

　　漢詩的發展不僅僅侷限於中原國土疆界，從明清使臣、商賈的朝貢外交、貿易網絡，甚至更早的僧人、儒者的文化交流，促成中國邊境之外的漢字文化圈和漢字文化流動的區域──朝鮮半島、日本、琉球、越南、臺灣、新馬，都曾經有過漢詩蓬勃發展的生態。本書著眼於19世紀後期以降的文人跨洋出境，更大的意義是在「域外」或「境外」的位置上，突出一個漢詩寫作的意義和譜系。作者高嘉謙處理的時間跨度，始於一八九五年的乙未割臺事件，收束在日軍投降、二戰結束的一九四五年。前者從近代中國第一批遺民的誕生展開論述，後者以戰爭期間南來作家郁達夫的失蹤死亡，做為流寓詩學一個曖昧的結束或再生產。

　　此外，《遺民、疆界與現代性》關注的現代性面向，將放在時間和離散兩個部份。前者陳述了帝國覆滅、國體肇新，殖民體驗、都市化和文化與語言變革等等鉅變，將中國及東亞周邊導入現代化的線性時間。除了時間感，本書強調的現代性視域，另指向空間地理變異的體驗。

　　本書勾勒的脈絡，在於提出從中國境內到境外，一批傳統教養的士人階層，在紛亂時局內的離散際遇，以及透過漢詩展現的主體經驗。本書將透過遺民、離散、境外等關鍵的幾個概念範疇，去開展二十世紀漢詩寫作呈顯的現代性的種種可能。第一章講述晚清以降，士人投入古典詩學的寫作與論述。第二章從甲申、乙未與辛亥，遺民應世進退的三個歷史時刻切入，討論遺民與詩處理時間的形式。第三章清楚描述一個區域文學的可能規模，清理流寓類型與離散概念。第四章試圖論述臺灣漢詩譜系與遺民詩學的結構性起源：棄與地方意識的影響。第五章討論陳伯陶、《宋臺秋唱》與香港遺民地景，重新反思遺民身份的「發明」和「自我確認」，同時揭示民初香港離散詩學的重要特徵，殖民地裡想像與重申的遺民空間。第六章論述了康有為的南洋憂患。第七章敘述文人邱菽園的文人品味及文化資本積累而成的文學空間，最大的意義在於建構了一個中國、臺灣、香港與南洋區域之間的漢詩人交遊的網絡。第八章是從南來文學的場景，描述文化遺民面對的現實飄零與時空錯置。總結前面幾章的討論，提出文學現場的觀察。漢詩寫作、境外遷徙、遺民認同，三者構成的意義，連結到一個二十世紀漢文學播遷的區域客觀現實，補強了文學史看不見的「現場」。

【Table of Contents】目錄/大綱/內容概要

序／開往南洋的慢船／王德威

導論
第一章：漢詩的文化審美與南方想像
緒言
第一節　從漢詩想像「文化遺民」
第二節　漢詩的文化意識與歷史際遇
第三節　南渡與南方的遷移
第四節　漢詩與境外南方
第五節　各章內容和研究文獻說明

第二章：遺民、詩與時間的敘事
第一節　遺民的三個歷史時間：甲申‧乙未‧辛亥
第二節　抒情技藝與詩史顯像
第三節　流亡詩學與異域飄零
第四節　儒家詩學與殖民地風雅
第五節　遺民之死與詩的鬼域

從臺灣、廣東到香港：遺民與殖民的詩學辯證
第三章：寫在臺灣內外：丘逢甲與漢文學的離散現代性
第一節　寫在境外
第二節　流寓與離散類型
第三節　漢文學的地域與空間
第四節　乙未割臺與地理詩學
第五節　從臺灣到廣東：流亡的文學現場
第六節　從潮州到南洋：文教舞臺與詩學空間的建構

第四章：殖民與遺民的對視：洪棄生與王松的棄地書寫
第一節　棄的原點：從乙未割臺說起
第二節　遊走殖民空間的「地方」感
第三節　反空間的廢墟意識與主體精神
第四節　反居所的遺民空間與生活擬像
第五節　漢詩的公共空間與抒情變奏

第五章：刻在石上的遺民史：陳伯陶、《宋臺秋唱》與香港避地景觀
第一節　地域文化與遺民空間
第二節　宋王臺：遺民與遺跡
第三節　石頭與詩：《宋臺秋唱》的避地論述和抒情詩學
第四節　畫與詩：「宋王臺秋唱圖」的地景圖繪

從新加坡、馬來半島到蘇門答臘：離散、流亡與地方詩學
第六章：詩、帝國與孔教的流亡：康有為的南洋憂患
第一節　逋客與南洋漢詩
第二節　十死身：創傷意識及其症狀
第三節　絕島與帝國
第四節　孔教與華人文化意識

第七章：流寓者與詩的風土：邱菽園的星洲風雅
第一節　南來、漢詩與馬華文學
第二節　跨境的遺民風雅
第三節　詩、感官與風俗
第四節　聲音、風土與地方色彩

第八章：現代性的骸骨：許南英與郁達夫的南方之死
第一節　兩代詩人之死
第二節　慾望之軀：郁達夫的最後旅程
第三節　亂離之身：許南英的自我流放
第四節　詩與骸骨的重影
第五節　南方的迴聲

結論：離散漢詩與消失的美學

徵引、參考書目
文人流動與歷史記事年表（1895-1945）
後記

【Preface】序/前言/推薦/心得

序

開往南洋的慢船

　　南中國海方圓三百五十萬平方公里，公元前三世紀就已進入秦帝國的視域。中古以來，這塊海域上貿易航線大開，各種文明來往交織。16世紀初葡萄牙人來到馬六甲海峽，此後四百年歐美殖民勢力入侵，無所不用其極。與此同時，中國人─商旅和苦力，使節和海盜、亡命者和革命者─絡繹於途，帶來更深遠的影響。時至今日，從馬來半島到菲律賓群島，從香港到爪哇，超過三千五百萬華裔在此落地生根，形成廣義的南洋文化。

　　這是高嘉謙教授專著《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的背景，全書的焦點則集中19世紀末至第二次中日戰爭時期中國境外的「南方」書寫。十八世紀以來東南沿海華人移民海外已經蔚為風潮，乙未割臺、辛亥革命，以迄抗戰軍興更讓許多別有政治、文化懷抱的士子文人也參與了這一行列。當神州大陸不再是托命之地，他們四處漂泊、流寓他鄉，成為現代中國第一批離散知識分子。那是怎樣的情景？康有為、丘逢甲、邱菽園、許南英、郁達夫……，南中國海一艘又一艘的船上，我們可以想見他們環顧大海，獨立蒼茫的身影。

　　比起當時絕大部分南下的華人，這批行旅者曾經接受正宗傳統教育，對時代的劇變因此有更敏銳的感觸。不論維新或是守舊，他們一旦被拋擲在故國疆域之外，自然有了亂離之感。而當他們將這樣的情懷付諸筆墨時，他們選擇古典詩詞作為書寫形式。面向一個充滿驚奇與嬗變的世界，他們頻頻回首，感時傷逝，因此有了朝代的─也是時代的─遺民姿態。

　　在名為現代的世紀裡，我們要如何處理這群文人的位置？高嘉謙的專書提出了極具挑戰性的問題：如果新的世紀以梁啟超所謂的「新民」作為動力，這些「遺民」也可能帶來新意麼？他們是時代的落伍者，還是主流的挑戰者？民國建立以後，主權、領土、疆界和國家論述興起，這群文人遠走國境南方以南，他們的離散書寫如何指向一種家國以外的空間想像？更重要的是，這些文人以舊體詩詞作為創作依歸。如此，他們的作品還能稱之為新文學麼？橫貫在這些問題之下的，當然是中國現代性的巨大挑戰。

　　＊

　　《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是當代中文學界第一部處理這些問題的著作。全書共分為八章，討論遺民漢詩、南方離散，與現代文學的複雜關係。開宗明義，高嘉謙對近代遺民譜系重新做出考察。就傳統定義而言，遺民泛指「江山易代之際，以忠於先朝而恥仕新朝者」。遺民傳統可以上溯到周代，宋元以後形成有體系的論述。是在明清世變之際，「遺民」才陡然成為重要的政治選項，甚至延伸為一種獨特的主體意識、生活方式、論述場域。遺民遙念前朝，不勝黍離麥秀之姿，但在他們保守的政治立場之下，卻藏有捨此一步、別無死所的激進心態。這樣的心態一般謂之忠於正朔，但有鑑於明清之際主體思潮的轉變，我們也未嘗不可說是忠於自己。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明清遺民「一意孤行」的荒謬性和戲劇性，已經帶有淡淡的現代色彩。

　　遺民的本義，暗示一個與時間脫節的政治主體。遺民意識因此指向事過景遷、悼亡傷逝的政治、文化立場。但高嘉謙提醒我們，明末清初朱舜水東渡日本，沈光文寄寓臺灣，他們將前朝故國之思帶往海外，因此將「遺民」意識的範疇從時間的錯置延伸為空間的位移。這一轉變其實和大航海時代的來臨若合符節。有清一代的海外政策儘管時緊時鬆，海疆的動盪已經不是遠在北方的朝廷所能掌握。

　　清室覆亡前後，有志之士「乘桴浮於海」不再只是抽象的寄託，而成為實際行動了。

　　是在這樣的認知下，高嘉謙展開了他的論述。書中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輯「從臺灣、廣東到香港」處理傳統定義的中國南方邊境的個案，包括一八九五年臺灣割讓日本，丘逢甲輾轉廣東、南洋的行止；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後，在地文人王松、洪棄生等人去留、仕隱的決定；香港文人陳伯陶等在英國殖民治下，對宋代宗室遺民地景的發現─或發明。第二輯「從新加坡、馬來半島、到蘇門答臘」處理南方以南的南洋如何成為遺民「現場」，包括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遠走新、馬的始末；新加坡名士邱菽園的星洲風雅傳奇；郁達夫流亡新、馬，以及在印尼的神祕失蹤；臺灣文人許南英漂泊南洋、死於印尼的悲劇。

　　我們不難看出高嘉謙的用心：他筆下的遺民從嶺南、臺灣、香港一路南下，跨越南中國海，馬來半島，最後來到蘇門答臘。這樣的動線以往的遺民論述未曾得見，而所謂的「遺民」定義因此也有巨大改變。丘逢甲乙未後棄守臺灣民主國，康有為戊戌政變後流亡海外號召勤王，王松、洪棄生在臺灣與日本殖民勢力周旋，陳伯陶在英國殖民地香港遙望宋朝遺民，邱菽園定居英屬新加坡，郁達夫、許南英客死荷屬印尼。這些文人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場─從大清到民國、從宋代到明代宗室、從嶺南到閩南文化─表達他們的故國之思。由此形成的多元、分歧遺民屬性在在暗示以往的論述已經不足以應付20世紀初以來的劇烈變動。

　　更何況在此之上，高嘉謙筆下的遺民必須面對西方和日本所代表的異國的、進步的政經、文化與知識衝擊。比起前朝那些仍能夠遙望正朔，涕泣不已的遺民，丘逢甲等人無不顯示一種更根本的存在危機。「我們回不去了」，這些遺民最終的憂鬱來自一種面對時空斷裂，不知何所來、何所之的本體空虛。他們是「現代」降臨後的遺民。

　　「遺民」之外，高書另一重要命題是「疆界」。學者如葛兆光教授等早已指出，中國傳統地理觀念強調「疆域」而較輕「疆界」；後者的定義其實與現代國家的興起息息相關。疆域不只是土地的統領，也是文化上華夷之辨的判準，而疆界首先強調國與國之間的邊界劃定，以此作為主權的空間界線。1648年，歐洲「三十年戰爭」結束，交戰國簽訂《西發利亞條約》（Peace of Westphalia），明訂國家基本結構和疆界，開啟我們今天熟悉的國際體制。與此同時，歐洲列國又大肆展開世界殖民行動，南中國海恰是兵家必爭之地。

　　中國被迫進入這一國際舞臺已經是十九世紀中葉的事。「天下」漸遠，作為現代國家的「中國」浮出歷史地表，而國家疆界齟齬每每在列強壓境下凸顯。香港、臺灣被割讓為殖民地只是最明白的例子。然而從香港、臺灣再南下，問題變得更為複雜。20世紀前半葉的南洋多為歐西殖民勢力侵佔，但在千百萬華裔移民或過客心中，南洋的地理卻另有意義。他們藉由文化、宗族和經濟的紐帶，將渺遠的唐山化為一處處在地的「現場」，竟然也形成無遠弗屆的疆域──一種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不能想像的「想像的共同體」。

　　而在高嘉謙所處理的菁英社群裡，文人彼此更經過漢詩寫作與流傳，打造同情共感的知識和感覺結構。不論抒情言志或是采風酬庸，漢詩的持續力歷久而彌新。高嘉謙的重點則是，對於流亡或離散海外的孤臣孽子，漢詩縝密封閉的程式成為彼此不期然的通關口令。漢詩和遺民兩者之間產生互為表裡的關係。但如上述，新世紀的海外遺民快速移動在不同的政治立場和地理現場，因而帶來始料未及的現代意義，那麼海外漢詩流轉在多變的語境和傳佈媒介間，是否也投射了中國國境內無從想像的新視野？「華夷之辨」挪到殖民、遺民、與移民的語境，複雜性更無以復加。

　　如果《西發利亞條約》之後的國際地理由主權國的疆界來決定，那麼跨越疆界的遺民，和跨越疆界的漢詩所形塑的多重空間，就有了始料未及的顛覆意義。準此，高嘉謙介紹了精采的個案。乙未割臺後，四位臺灣詩人做出四種選擇：丘逢甲內渡中國，另起爐灶；洪棄生株守彰化故園，以棄民自況；王松徘徊大陸、臺灣之間，終與日本殖民政權妥協；許南英為謀生計，遠走南洋。他們出入民族的、國家的、文化的以及詩歌的疆界，他們的詩作也反映同樣的移動軌跡。又比如邱菽園出身福建，幼年赴南洋，最終定居新加坡，因緣際會，成為星洲詩壇盟主，與他往還─或神交─的海外名士包括康有為、丘逢甲、到王松、許南英等。上個世紀初海外漢詩流動之頻繁，由此可見一斑。

　　＊

　　20世紀儘管新文學當道，舊體詩的命脈其實不絕如縷。1990年代以來大陸學界拜「重寫文學史」運動之賜，現代舊體詩開始得到注意，時至今日，已經蔚然成風。2014年學者齊聚德國法蘭克福，發表《法蘭克福宣言》，為現代舊體詩正名。即使如此，學界對這一文類的定位莫衷一是，或謂之封建傳統的迴光返照，或謂之騷人墨客的附庸風雅，或謂之政治人物的唱和表演。

　　如果我們按照新文學史公式，視現代文學發展為單一的、不可逆的、白話的、現實主義的走向，舊體詩聊備一格、每下愈況的特徵就愈發明顯。但文學史不必是進化論、反映論的附庸，更不必是意識型態的傳聲筒。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如果可觀，理應在於不必受到任何公式教條的侷限。其次，舊體詩只是傳統詩詞籠統的統稱。十九世紀以來，從文選派到同光體，從大陸的南社到臺灣的櫟社，從丘逢甲到呂碧城，舊體詩體制多元，題材有異，書寫、閱讀主體的位置也大相徑庭。換句話說，在文學現有的單向時間表下，我們往往忽略了「現代」這一場域如何提供了「共時性」的平臺，讓舊體詩呈現前所未見的多聲歧義的可能。

　　這一觀點引導我們再思考舊體詩的「詩」在傳統中國文明裡的意義，無從以學科分類式的現代「文學」所簡化。作為一種文化修養，一種政教機制，甚至是一種知識體系和史觀，「詩」之所以為詩的存有意義遠非現代定義的詩歌所能涵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現代文人學者衝刺於啟蒙和革命陣仗之餘，驀然回首，卻每每必須寄情舊體詩的創作或吟誦，彷彿非如此不足以道盡一個時代的「感覺結構」。恰恰是現代文人對舊體詩的迎拒之間，有關中國人文精神存續這類的辯證變得無比鮮活。

　　目前大陸學界有關現代中國舊詩的研究方興未艾，但對海外傳統卻鮮少注意。這當然是國家文學的疆界意識作祟所致。高嘉謙教授的專著及時推出，因此彌補了一大空缺。高以「漢詩」作為討論的文類命名，有其用心。相對「中國舊體詩」，「漢詩」所包羅的文化、地理意涵更為廣泛，何況海外漢詩寫作甚至有了與日本漢詩對話的層次。王松、邱菽園都有與日本殖民官員文人唱和的例子。我們於是看到海外漢詩的多重承擔：一方面延續中華文化的精粹，一方面卻也必然呈現異地與易地風雅的變奏。

　　如高嘉謙所指出，境外遺民與漢詩所形構的時空座標（chronotope）多半圍繞異鄉故國、咫尺天涯為起點。「詩可以怨」的主題無比鮮明。但既然這些詩歌是在海外離散的情境中生產，懷抱就有所不同。康有為亡命天涯之際，有緣在新加坡成為邱菽園的座上賓，詩酒酬唱之際，不禁感嘆：

　　中原大雅銷亡盡，流入天南得正聲。
　　試問詩騷選何作，屈原家父最芳馨。

　　這首詩歌感嘆中原正聲傾頹、大雅消亡，是典型孤臣孽子的聲音。但康筆鋒一轉，發現「天南」反而蘊育存亡續絕的線索。從傳統華夷之辨的立場來看，這是異想天開。但唯其如此，我們反而得見「詩可以興」的另類契機。康有為背負「十死身」亡命海外，卻藉詩歌喚起無中生有、死回生的可能。這不是一般審美定義的詩歌；這是古典「詩教」在一個海外現場的魂兮歸來。而這一現場必須奉屈原為名─畢竟那渺遠的「南方」放逐之地從來就是詩騷最動人的源頭。

　　另一方面，高嘉謙見證邱菽園的傳奇。邱承襲祖蔭，得以在新加坡廣納海外名士，儼然就是二十世紀的孟嘗君。值得注意的是，詩酒風流之際，邱同樣熱衷中國革命，也對新加坡的風土人情頻頻致意。邱的詩歌一般以「詩史」類型最為學者稱道，但高嘉謙指出邱詩的多樣性，狹邪旖旎、感時憂國、風土情懷，無不擅長。尤其他的竹枝詞和粵謳雜糅下里巴人的聲腔格調，或方言外語的諧聲擬韻，將地方色彩發揮得淋漓盡致。邱菽園的詩作因此為傳統興觀群怨的說法，增加了「天南」的向度。

　　同樣值得一提的是高嘉謙對郁達夫的研究。郁是五四文學領袖之一，以浪漫懺情作品知名，但他的漢詩造詣深厚，充分反映一代新文人的古典底蘊。中年以後的郁達夫歷經國難家難，放棄白話創作，改以漢詩行世。他曾自嘲舊詩的薰染可以造就「骸骨迷戀症者」。但在頹廢的姿態下，他其實暗示白話文未必能直透現實。在人生無言以對的時候，反而是漢詩啟動繁複的隱喻系統，訴說（白話文）一言難盡的生命況味。尤其郁避難印尼的最後幾年，以漢詩銘刻現代中國人的離散困境，沉鬱曲折處遠超過他的白話作品。郁達夫戰後神祕失蹤，竟使他的詩歌和他的生命與肉身糾纏互證，共相始終。

　　近年華語語系研究受到重視，但仍以白話文學為主。高嘉謙另闢蹊徑，提醒我們在20世紀初的海外遺民漢詩裡，「何為中國」的命題和書寫變得無比尖銳。漢詩有其抱殘守缺的一面，但也從不乏厚積薄發的一面。兩者都在海外遺民詩人的作品和生命中戲劇性的展開，為華語語系研究提供了豐富題材。高在書末提到時移事往，海外漢詩可能成為一種「消失的美學」。文學史的推陳出新我們無從置喙，但既然漢詩曾經影響、形塑一代海外華語世界菁英的心志與行動，我們就有必要發掘、思考它興起和消失的因緣。何況套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式的觀點，華語文學的發展千絲萬縷，誰知道呢，未來巨變的可能，就蘊藏在那蟄伏的過去。

　　＊

　　高嘉謙教授來自馬來西亞，在臺灣完成大學和研究所教育，目前執教臺灣大學。2003年我適在中央研究院客座，嘉謙主動邀我擔任他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嘉謙得到臺灣中文學界完整的訓練，對近現代古典詩詞和詩學的研究尤有興趣。我雖非這一方面的專家，但有感他的真誠和敏銳，願意和他一起問學，也深得教學相長之樂。他果然不負所望，如今已是中文學界的優秀學者。

　　華人在馬來西亞的處境不易，在種種侷限下，有志向學的馬華青年紛紛出走他鄉，臺灣正是目的地之一。過去幾十年來他們在學界的成績有目共睹，嘉謙的專書就是最新的例子。我甚至要說，海外漢詩流動的課題非他莫屬，因為包含太多他自己的經驗和心路歷程。相對於此，兩岸中文學界對漢詩離散到境外南方以及南洋，又有多少關注？

　　新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新南向政策」當道，南中國海又見波濤洶湧。在一片喧囂中，我們可曾理解千百年來，一艘一艘往來南洋的船隻早已為這塊海域連鎖出無數航道，藉此華夷文明聚散播遷，蔚為大觀。我們對南洋的認識何其緩慢而有限！高嘉謙的研究正是此其時也。我敬重他致力學問的誠心，也珍惜彼此作為師生暨同事的情誼。是為序。

王德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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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漢詩的文化審美與南方想像

緒言

本書考察十九世紀以降，面對世紀的新舊交替，殖民與西學衝擊，在中國南方、臺灣、香港與南洋的詩人群體的離散際遇。從他們寫於境外的漢詩創作，探究一個政治／文化遺民的精神處境及漢詩文類的越界與現代性脈絡。漢詩有著源遠流長的傳統，作為士人文化心靈的寄託與投射，漢詩因此成為一代流亡知識分子銘刻歷史嬗變，見證家國離散的重要文學實踐。尤其經歷乙未、辛亥兩次政治鉅變，仕紳百姓大規模遷徙，文化與文學的播遷軌跡尤其繁複，漢詩的流動與生產由此構成理解與辯證現代性最值得注意的文學形式。

漢詩的發展不僅僅侷限於中原國土疆界，從明清使臣、商賈的朝貢外交、貿易網絡，甚至更早的僧人、儒者的文化交流，促成中國邊境之外的漢字文化圈和漢字文化流動的區域―朝鮮半島、日本、琉球、越南、臺灣、新馬，都曾經有過漢詩蓬勃發展的生態。我們著眼十九世紀後期以降的文人跨洋出境，更大的意義是在「域外」或「境外」的位置上，突出一個漢詩寫作的意義和譜系。儘管本書聚焦的對象仍有自中國／境外遷徙往返的現象，近代時局變革也離不開中國的參照位置，但隨著文人移動而寫於境外的漢詩，無論就文人感受，或是詩語言跨境的刺激改變而言，已有獨立觀察和自成體系的學術意義。換言之，我們強調近代漢詩的離散，旨在突出變局下的傳統文人在東亞和東南亞的跨境流動、吟詠酬唱，以及衍生的各地漢詩發展生態。我們不妨將其視為中國疆界之外的南方離散詩學。

本書處理的時間跨度，始於一八九五年的乙未割臺事件，收束在日軍投降、二戰結束的一九四五年。前者從近代中國第一批遺民的誕生展開論述，後者以戰爭期間南來作家郁達夫的失蹤死亡，作為流寓詩學一個曖昧的結束或再生產。

乙未割臺是近代中國一次現代性體驗的象徵性起點，也可看作一次創造性的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清廷割地和日本殖民，為以下幾個層面帶來深遠的影響。

一、帝國視域、體系和權威的破壞和解體。

二、臺灣進入殖民情境，誕生的「地方」（Place）意識或地域性認同。同時殖民建設帶來的知識體系與生活景觀的改變。

資料來源:[博客來BOOKS網路書店] http://www.books.com.tw/exep/assp.php/ap/products/0010727404?utm_source=ap&utm_medium=ap-books&utm_content=recomm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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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30日星期三

【暢銷書】劍橋中國文學史（卷上）：1375年之前(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ume Ⅰ: 1375)＊文學小說類＊

劍橋中國文學史（卷上）：1375年之前(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ume Ⅰ: 1375)～推薦！

作者：孫康宜等11人
譯者：王國軍,劉倩,彭淮棟,唐巧美,趙穎之,李芳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6/03/30
語言：繁體中文

定價：1100元

ISBN：9789570847031
規格：精裝/672頁/17x23cm/普通級/單色印刷/初版
出版地：台灣
本書分類：文學小說>文學研究>文學史
本書分類：專業/教科書/政府出版品>文史哲類>中文>文學評論

【Author】作者/繪者/著者/譯者

主編簡介

孫康宜

　　美國耶魯大學首任Malcolm G. Chace’56東亞語言文學講座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古典文學、抒情詩、性別研究以及文化理論和美學。主要英文著作包括《詞與文類研究》（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z’u Poetry, 1980），《抒情與描寫：六朝詩歌概論》（Six Dynasties Poetry, 1986），《情與忠：陳子龍、柳如是詩詞因緣》（The Late Ming Poet Ch’en Tzu-lung: Crises of Love and Loyalism, 1991）。除了與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合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2010）以外，還與魏愛蓮（Ellen Widmer）合作主編《明清女作家》（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97），與蘇源熙（Haun Saussy）合作主編《歷代女作家選集：詩歌與評論》（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 1999）。此外，還用中文出版了多部關於美國文化、女性主義、文學及電影的著作。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美國哈佛大學James Bryant Conant特級講座教授，任教於比較文學系和東亞語言文明系。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古典文學、抒情詩和比較詩學。研究以中國中古時代（200-1200）的文學為主，目前正在從事杜甫全集的翻譯。主要著作包括《晚唐》（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2006）、《中國早期古典詩歌的生成》（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2006）、《諾頓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選》（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 1996）、《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論集》（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1996）、《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1992）、《迷樓》（Mi-lou: Poetry and the Labyrinth of Desire, 1989）、《追憶》（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1986）、《中國傳統詩歌與詩學》（Omen of the World: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1985）、《盛唐詩》（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1980），《初唐詩》（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1977）等等。

作者簡介

柯馬丁（Martin Kern）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教授。發表了大量關於中國早期文學、歷史以及宗教的研究著作。當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詩意表達、禮儀表演和周代的文化記憶與身分認同。近作包括《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國的文本與儀式》（The Stele Inscriptions of Ch’in Shih-huang: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ese Imperial Representation, 2000），並主編《早期中國的文本與儀式》（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2005）。

康達維（David R. Knechtges）

　　美國華盛頓大學中國文學教授。著有《漢賦研究二則》（Two Studies on the Han Fu, 1968）、《揚雄賦研究》（The Han Rhapsody: A Study of the Fu of Yang Hsiung, 1976）、《漢書揚雄傳研究》（The Han shu Biography of Yang Xiong, 1982）。一直從事《文選》的英譯，目前已出版三卷（1982, 1987, 1996）。編譯了龔克昌的《漢賦研究》（1997），與范士謹（Eugene Vance）合作主編了《宮廷文化中的權力話語和修辭》（Rhetoric and the Discourses of Power in Court Culture, 2005），還與張泰平（Taiping Chang）合作主編了《古代及中古中國文學史料叢考》（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 A Reference Guide, 2010）。

田曉菲（Xiaofei Tian）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中國文學教授。主要研究興趣為中國文學和文化、書籍史以及比較文學。著有《神遊：中國中古時期與十九世紀的行旅寫作》（Visionary Journeys: Travel Writings from Early Medieval and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2011）、《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學與文化》（Beacon Fire and Shooting Star: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Liang [502-557], 2007）、《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Tao Yuanming and Manuscript Culture: The Record of a Dusty Table, 2005）、《「薩福」：一個歐美文學傳統的生成》（2004）、《秋水堂論金瓶梅》（2003）等等。

伊維德（Wilt L. Idema）

　　先後在荷蘭萊頓大學、日本及香港學習中國語言文化，1970至1999年任教於萊頓大學，2000年起在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中國文學。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榮退教授。用英文和荷蘭文發表了大量關於中國宋代至清代通俗文學的研究作品，英文近作包括與管佩達（Beata Grant）合編的《彤管：中華帝國的女性書寫》（The Red Brush: Writing Women of Imperial China, 2004）、《孝道與救贖：兩種觀音寶卷》（Personal Salvation and Filial Piety: Two Precious Scroll Narratives on Guanyin and Her Acolytes, 2008）、《孟姜女哭長城：十個版本譯介》（Meng Jiangnü Brings Down the Great Wall: Ten Versions of a Chinese Legend, 2008）、《包公與法治：1250至1450年代詞話八種》（Judge Bao and the Rule of Law: Eight Ballad Stories from the Period 1250-1450, 2010）等。

艾朗諾（Ronald Egan）

　　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中國文學教授。著有《歐陽修文學作品》（The Literary Works of Ou-yang Hsiu 1007-72, 1984）、《蘇軾之辭、象、事》（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 1994）、錢鍾書作品選譯本《管錐編：錢鍾書論文學與思想》（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1998）、《美的問題：北宋的美學思想與趣味》（The Problem of Beauty: 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 2006）。

傅君勱（Michael A. Fuller）

　　美國加州大學厄灣分校中國文學教授。著有《漂流於江湖之間：南宋詩與文學史之難題》（Drifting among Rivers and Lakes: Southern Song Poetry and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History, 2013）、《文言文入門》（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hinese, 1999）、《東坡之路》（The Road to East Slope: The Development of Su Shi’s Poetic Voice, 1990），以及《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01）中關於宋代詩歌的章節。

林順夫（Shuen-Fu Lin）

　　1972年獲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1973年9月起執教於美國密西根大學亞洲語言與文化學系。美國密西根大學亞洲語言文化學系中國文學榮譽教授。主要著作包括《中國詩歌傳統的轉變：姜夔與南宋詞》（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 Chiang K’uei and Southern Sung Tz’u Poetry, 1978）、中文演講集《理想國的追尋》（2003）和學術論文集《透過夢之視窗：中國古典文學與文藝理論論叢》（2009）。與宇文所安合作主編《漢末至唐代的詩歌》（The Vitality of the Lyric Voice: Shih Poetry from the Late Han to the T’ang, 1986），並與舒來瑞博士（Larry J. Schulz）合作翻譯董說的《西遊補》（The Tower of Myriad Mirrors: A Supplement to Journey to the West, 1978; 2000）。

奚如谷（Stephen H. West）

　　1972年獲得美國密西根大學博士學位，同年執教於亞利桑那大學，1986至2004年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任Louis Agassiz中國文學講座教授。目前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擔任亞洲研究中心主任，並且是該校全球研究學院語言和文學系（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etters and Cultures）講座教授（Foundation Professor）。研究集中於中國早期劇場以及晚期的城市文化和文化史；教授的課程涵蓋宋元時期的詩文，12、3世紀的城市文學以及早期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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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簡介/書評/特色/摘要

全書完整翻譯、不刪不剪
集合美國十幾位重要知名漢學家
為一般普通大眾讀者，共同撰寫新角度、新觀點、整體連貫、可通讀
1375年之前至當代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文／華語語系文學

　　由美國耶魯大學孫康宜教授、哈佛大學字文所安教授主編，田曉菲、伊維德、艾朗諾、王德威、奚密、賀麥曉、石靜遠等知名英美漢學家執筆撰寫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以1375年為界分為上、下兩卷，以斷代而非文體的結構方式，介紹從殷商晚期的甲骨文、青銅器銘文，到當代的中國文學這三千多年的發展歷程，和中國文化中關於寫作的故事。上下各卷各章因作者各異其趣的學術與表達風格，呈現不同的敘述面貌。

　　一部新的文學史，是一次重新檢視各種範疇的機會，既包括那些前現代中國的範疇，也包括1920年代出現的新文學史所引入的範疇。重新檢視並不意味著全盤拒斥，只意味著要用證據來檢驗各種舊範疇。──宇文所安

　　我們希望讀者能夠從頭到尾地閱讀《劍橋中國文學史》，就像讀一本小說一樣。我們的目的是閱讀，而非提供參考。我們的目標不是寫一本傳統的文學史，而是寫成一本文學文化史，想把它做得有趣一點。──孫康宜

　　‧劍橋大學出版社的系列國別文學史之一，該系列由著名學者主編，因定位的讀者目標為一般大眾，故力求以敘事的方式寫成一部整體連貫、可通讀的文學史，而非僅供專家參考的研究性論著；同時又能把相關領域最前沿的觀點和學術成果呈現出來。

　　‧《劍橋中國文學史》以1375年為界分為上、下兩卷，分別由知名學者宇文所安、孫康宜主編，作者涵括十幾位美國漢學界的重要學者。全書以斷代而非文體的結構方式介紹了從殷商晚期的甲骨文、青銅器銘文，到當代中國文學三千多年的發展歷程，和中國文化中關於寫作的故事。

　　‧《劍橋中國文學史》力圖實踐一種新的文學史觀，即文學文化史：相對於傳統的文學社會學分析，更重視物質文化發展──如手抄本文化、印刷文化、雜誌與報紙副刊等──對文學的影響；相對於對作家個體的強烈關注，更注重文學史的有機整體性，及對一些傾向和潮流的梳理；相對於以朝代斷代、將文學史與政治史重合，則更強調文學、文化的歷史自主性；相對於傳統文學史致力於將作者和作品定型和定性，則更注重文本的不確定性……因而作者問題，文學的接受史，印刷文化，選集的編纂，文本的製作、流傳與改寫等等，在本書中獲得更多關注。

　　‧《劍橋中國文學史（卷上）：1375年之前》，從上古時期漢語書寫肇始及早期銘文等問題入手，追溯了這一世界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文學傳統的起源。到了本卷結束的十四世紀下葉，商業印刷文化已高度發展，在文言文寫作之外，新興的城市白話寫作已逐漸蔚為大觀。

　　‧《劍橋中國文學史（卷上）：1375年之前》各章描述一些重要王朝的興衰起滅、宮廷在文學生產中扮演的角色、孕育著名大作家的社會及物質語境、亞洲其他各國的文化影響，包括佛教的輸入等等。而在這一長時段中，寫作以及對寫作的闡釋，已從附著於宮廷貴族的文士們的特殊技能，轉變為一個大帝國菁英階層的根本身分象徵。

　　‧《劍橋中國文學史（卷下）：1375年之後》，以1400年前後形成的明代文化開篇，貫穿滿族治下的清代，直至當代中國文學，以迄華語語系發展近況。這一時期多樣的文學形式和風格顛覆了傳統的文學範疇，因而本卷文學史的寫作也相應包括多樣主題，如政治審查對文學的影響、印刷文化的變遷、朝代更疊與文學發展、青樓文化、女性作家等等。除了詩詞、小說、戲曲、說唱文學等傳統意義上的文學作品外，還深入探討西方文學的漢譯，現代「新小說」的興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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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目錄/大綱/內容概要

聯經中文版序　　孫康宜
英文版序　　孫康宜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致謝　　宇文所安

卷上導言　　宇文所安

第一章　早期中國文學──開端至西漢　　柯馬丁（Martin Kern）
一　漢語及其書寫系統
二　甲骨文與青銅器銘文
三　《詩經》
四　〈國風〉與早期闡釋傳統
五　《尚書》中的王室詔令
六　戰國時期的敘事文學與修辭
七　讀寫能力的問題
八　戰國文本譜系的漢代建構
九　戰國哲學、政治話語文本
十　《楚辭》
十一　早期帝國的詩歌
十二　西漢的歷史敘事與雜史敘事
十三　秦與西漢的政治、哲學論著
十四　經典的地位

第二章　東漢至西晉（二五─三一七）　　康達維（David R. Knechtges）
一　東漢文學
（一）概述
（二）班氏家族及其同時代人
（三）崔氏家族
（四）杜篤與馮衍
（五）桓譚與王充
（六）兩種新興的散文文體：銘、箴
（七）東漢中期
（八）張衡
（九）馬融與崔瑗
（十）兩位南方人：王逸與王延壽
（十一）東漢末年
（十二）東漢末年的「論」
（十三）趙壹
（十四）蔡邕
（十五）東漢詩歌
二　建安時期
（一）概述
（二）鄴城文學「沙龍」
（三）曹植與曹丕
三　正始時期
（一）概述
（二）竹林七賢
（三）阮籍
（四）嵇康
四　西晉文學
（一）概述
（二）潘岳
（三）陸機與陸雲
（四）張協、左思、左棻
（五）西晉賦
（六）劉琨、盧諶，向東晉過渡

第三章　從東晉到初唐（三一七─六四九）　　田曉菲
一　四世紀的文學
（一）東晉（三一七─四二○）：概述
（二）文學的社會用途
（三）記敘
（四）內省的山水：詩與文
（五）其他的詩歌題材和賦
（六）樂府
（七）文學批評
（八）陶淵明
（九）十六國文學
二　五世紀的南方文學
（一）概述
（二）寫作與社會生活
（三）謝靈運
（四）顏延之
（五）鮑照和江淹
（六）劉義慶及其文學集團
（七）絕句的興起
（八）永明一代
三　六世紀的南方文學
（一）梁武帝的統治和文化菁英的崛起
（二）文學生產：目錄、類書、選集
（三）文學批評
（四）宮體詩
（五）其他文學形式
（六）「北方」和「南方」的文化建構
（七）創傷和離散：書寫江南的沒落
（八）餘燼
四　五世紀初至七世紀初的北方宮廷
（一）概述
（二）五、六世紀的北方文學
（三）從隋煬帝到唐太宗

第四章　文化唐朝（六五○─一○二○）　　宇文所安
一　概述
二　武后時期（六五○─七一二）
三　玄宗時期：「盛唐」（七一二─七五五）
四　佛教寫作
五　安史之亂後（七五六─七九一）
六　中唐一代（七九二─八二○）
七　最後的繁榮（八二一─八六○）
八　唐朝的沒落和地方政權時期（八六一─九六○）
九　新朝（九六○─一○二○）
十　敦煌敘事文學伊維德（Wilt L. Idema）

第五章　北宋（一○二○─一一二六）　　艾朗諾（Ronald Egan）
一　概述
二　梅堯臣、歐陽修與新詩風的出現
三　歐陽修與文藝散文
四　王安石：作為詩人的政治改革家
五　蘇軾
六　黃庭堅和江西詩派
七　佛教與詩歌
八　題畫詩
九　宋詞
（一）張先、晏殊
（二）柳永：有爭議的綜合
（三）歐陽修
（四）蘇軾與遠離女性化
（五）詞論的肇始
（六）周邦彥
十　「非文藝」散文
（一）筆記與小說
（二）詩話
（三）鑑賞文學
（四）非正式書信

第六章　北與南：十二與十三世紀　　傅君勱（Michael Fuller）、林順夫
一　「中國轉向內在」時代的文學林順夫
（一）北宋亡於女真
（二）中國轉向內在
（三）北宋覆亡對學術與文學的衝擊
二　文與道：道學的衝擊傅君勱
（一）道學對緣飾語言的批判
（二）內在性的文學與轉向外在的反向運動
（三）初期：美學與哲學議題在楊萬里和陸游身上會合
（四）初期：朱熹與文本的透明性
（五）十三世紀初葉：「理」的各種立場
（六）南宋後期：道德自我的詩學
三　文學的社會世界：團體與結社，以及印刷術的影響傅君勱
（一）印刷與考試文化
（二）南宋的官刻與私刻
（三）詩歌風格與文學菁英
（四）詩人團體：風格的社會組織
四　截止到一二一四年的金朝菁英文學傅君勱
（一）金朝初葉：「借才異代」
（二）中期：世宗與章宗朝，歷史與文化語境
（三）世宗與章宗朝的文學
五　專業性與藝術手法林順夫
（一）古典詩歌
（二）詞
（二）散文
六　城市生活之樂林順夫
（一）南宋的都市發展
（二）文學中的都市生活刻畫
（三）宋朝都市裡的娛樂
七　南宋覆亡林順夫
（一）蒙古征服南宋
（二）文人轉為戰士
（三）宋朝遺民作家風格多樣
（四）對南宋文化的懷念與批評

第七章　金末至明初文學（約一二三○─約一三七五）　　奚如谷（Stephen West）
一　概述
二　一三○○年之前的北方創作
三　一三○○年之前的南方創作
四　元詩四大家
五　外族作家
六　一三七五年之前的詩歌
七　辭賦
八　元代白話文學
九　散曲：詩歌混合的新形式
十　尾聲

參考書目
本卷作者簡介（依本卷目次排序）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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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序/前言/推薦/心得

聯經中文版序

　　《劍橋中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中文全譯本即將出版。首先我們要感謝各位作者的努力，同時必須感謝幾位細緻嚴謹的翻譯者：劉倩、李芳、王國軍、唐衛萍、唐巧美、趙穎之、彭淮棟、康正果、張輝、張健、熊璐、陳愷俊、梁淑雯、劉威廷、楊華慶。他們的譯文大都經過了作者本人的審核校訂。復旦大學古籍所的吳冠文先生也指出一些錯誤，並予以更正，我們也要特別感謝他。此外，對於兩位在百忙中努力堅持自譯（即使是部分自譯）的作者──李惠儀和奚密──我們也要獻上謝忱。

　　必須說明的是，當初英文版《劍橋中國文學史》的編撰和寫作是完全針對西方讀者的；而且我們請來的這些作者大多受到了東西方思想文化的雙重影響，因此本書的觀點和角度與目前國內學者對文學史寫作的主流思考與方法有所不同。下面我將把《劍橋中國文學史》的主要出版構想和編撰原則簡單介紹給中國讀者。

　　《劍橋中國文學史》的最初構想是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文學部主編琳達．布瑞（Linda Bree）於二○○三年底直接向我和哈佛大學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提出的。在西方的中國文學研究的發展史上，這是一個非同尋常時刻。當時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剛於二○○一年出版了一部大部頭的、以文類為基礎的中國文學史。同時，荷蘭的布瑞爾公司（E. J. Brill）也正在計畫出版一部更龐大的多卷本。就在這個時候，劍橋大學出版社邀請我們編撰一部具有「特殊性」的《劍橋中國文學史》。正巧我們當時也正在考慮著手重寫中國文學史，所以，我們的研究方向與劍橋大學出版社的理想和目標不謀而合。

　　《劍橋中國文學史》乃是劍橋世界文學史的系列之一。與該系列已經出版的《劍橋俄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劍橋義大利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talian Literature）、《劍橋德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erman Literature）相同，其主要對象是受過教育的普通英文讀者。（當然，研究文學的學者專家們也自然會是該書的讀者。）然而，劍橋文學史的「歐洲卷」均各為一卷本，唯獨《劍橋中國文學史》破例為兩卷本，這是因為中國歷史文化特別悠久的緣故。巧合的是，第二卷的《劍橋中國文學史》在年代上大致與劍橋世界文學史的歐洲卷相同，且具有可比性。

　　與一些學界的文學史不同，《劍橋中國文學史》的主要目的不是作為參考書，而是當作一部專書來閱讀。因此該書盡力做到敘述連貫諧調，有利於英文讀者從頭至尾地通讀。這不僅需要形式與目標的一貫性，而且也要求撰稿人在寫作過程中不斷地互相參照，尤其是相鄰各章的作者們。這兩卷的組織方式，是要使它們既方便於連續閱讀，也方便於獨立閱讀。卷上和卷下的導論就是按照這一思路設計的。

　　所以，除了配合在西方研究中國文學的讀者需要之外，《劍橋中國文學史》的目標之一就是要面對研究領域之外的那些讀者，為他們提供一個基本的敘述背景，讓他們在讀完本書之後，還希望進一步獲得更多有關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知識。換言之，《劍橋中國文學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質疑那些長久以來習慣性的範疇，並撰寫出一部既富創新又有說服力的新的文學史。

　　此外，《劍橋中國文學史》還有以下一些與眾不同的特點。首先，它盡量脫離那種將該領域機械地分割為文類（genres）的做法，而採取更具整體性的文化史方法：即一種文學文化史（history of literary culture）。這種敘述方法，在古代部分和漢魏六朝以及唐宋元等時期還是比較容易進行的，但是，到了明清和現代時期則變得愈益困難起來。為此，需要對文化史（有時候還包括政治史）的總體有一個清晰的框架。當然，文類是絕對需要正確對待的，但是，文類的出現及其演變的歷史語境將成為文化討論的重點，而這在傳統一般以文類為中心的文學史中是難以做到的。

　　分期是必要的，但也是問題重重。《劍橋中國文學史》並非為反對標準的慣例而刻意求新。最近許多中國學者、日本學者和西方學者也已經意識到，傳統按照朝代分期的做法有著根本的缺陷。但習慣常常會勝出，而學者們也繼續按朝代來分期（就像歐洲學者按照世紀分期一樣）。在此，《劍橋中國文學史》嘗試了一些不同的分期方法，並且以不同的方式去追蹤不同時期思想所造成的結果和影響。例如，初唐在文化上是南北朝的延伸，因此《劍橋中國文學史》把初唐與唐朝其他階段分開處理。此外，本書不將「現代性」的開端設置於「五四」時期，而是把它放在一個更長的歷史進程中。近些年的思想學術成果致力於重新闡述「傳統」中國文化在遭遇西方時的複雜轉化過程，我們對此多所參考與借鑑。在卷上、卷下的導論中，我們都對分期的理由做了說明。

　　另一個隨著文學文化的大框架自然出現的特點是：《劍橋中國文學史》較多關注過去的文學是如何被後世過濾並重建的。這當然要求各章撰稿人相互之間進行很多合作。重要的是，過去的文學遺產其實就是後來文學非常活躍的一部分。只有如此，文學史敘述才會擁有一種豐厚性和連貫性。當然，將「文學文化」看作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這不僅要包括批評（常常是針對過去的文本），也包括多種文學研究成就、文學社團和選集編纂。這是一種比較新的思索文學史的方法。其中一個關鍵的問題是：為什麼有些作品（即使是在印刷文化之前的作品）能長久存留下來，甚至成為經典之作，而其他大量的作品卻經常流失，或早已被世人遺忘？

　　有關過去如何被後世重建的現象，還可從明清通俗小說的接受史中清楚看出。例如，現代的讀者總以為明朝流行的主要文類是長篇通俗小說，如《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等等，但事實上，如果我們去認真閱讀那個時代各種文學文化的作品就會發現，當時小說並不那麼重要（至少還沒變得那麼重要），詩文依然是最主流的文類。這些小說的盛名，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後來喜歡該文體的讀者們的提攜。有關這一點，北京師範大學的郭英德教授也大致同意我的意見，他認為至少在明代前中期，文人最注重的還是詩文的寫作。

　　還有一個有趣的問題，是有關文學的改寫。人們通常認為，〈漢宮秋〉、〈梧桐雨〉是元朝作品。但很少有人知道，這些作品的大部分定稿並不在元朝。根據伊維德（Wilt Idema）的研究，許多現在的元雜劇版本乃是明朝人「改寫」的。至於改寫了多少，很難確定，因為我們沒有原本可以參照。當然，西方文學也有同樣的情況，比如有人認為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的成就，主要來自他能把前人枯燥乏味的劇本改寫得生動傳神，其實他自己並沒有什麼新的創造發明。對於這種所謂創新的「改寫」（rewriting）跟作者權的問題，我們自然會想問：到底誰是真正的作者？後來改寫者的貢獻有多大？版本之間的互文關係又如何？這一類的問題，可以適用於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文學。

　　此外，必須向讀者解釋的是：我們這部文學史後面所列出的「參考書目」只包括英文的資料，並未開列任何中文文獻。首先，如前所述，本書乃是一個特殊情況的產物，是劍橋大學出版社的約稿，所以有關讀者對象（即非專業英語讀者）有其特殊的規定，同時出版社對我們的寫作也有特別的要求。所以我們所編寫的「英文參考書目」是為非專業英語讀者而準備的，其目的也只是為了幫助有興趣的讀者將來能繼續閱讀一些其他相關的英文書籍。同時，我們要強調的是：寫作文學史首先要參考的是原始文獻，其次才是二手文獻。當然這並不表示我們這部文學史的寫作沒有受到二手中文文獻的影響。事實上，在撰寫每一章節的過程中，我們的作者都曾經參考了很多中文（以及其他許多語文）的研究成果，如果要一一列出所有的「參考」書目，篇幅將「浩如煙海」，會無限增大，所以劍橋大學出版社完全支持我們的做法，即只列出有選擇性的英文書目。同時我們覺得中文版的《劍橋中國文學史》應當反映英文原版的面貌──我們這部書是為非專業英語讀者而寫的。現在我們既然沒有為中文讀者重寫這部文學史，也就沒有必要為中文版的讀者加添一個新的中文參考書目。

　　總之，《劍橋中國文學史》的宗旨和理想是既要保持敘述的整體連貫性，又要涵蓋多種多樣的文學方向。希望中譯本能夠傳達出我們真誠的努力。最後有兩點需要有所交代，一是本書由十餘位作者合作而成，中譯本又經過了多位譯者的參與工作，故而每一章的學術與表達方式不盡相同，必然帶有各自作者和譯者各異其趣的風格印跡；第二，從前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簡體中譯本的下限時間只截至一九四九年。但這次聯經出版公司終於能出版「全譯本」，這真是對本書的最好補充。因此我們要對聯經的胡金倫先生特別獻上衷心的感謝。

孫康宜

英文版序

　　這部兩卷本《劍橋中國文學史》橫跨三千載，從上古時代的鐘鼎銘文至二十世紀的移民創作，追溯了中國文學發展的久遠歷程。在全書編寫過程中，作者們通力合作，對主題相關或時段交疊的章節予以特別的關注，力求提供一個首尾連貫、可讀性強的文學史敘述。我們亦認真考慮了每個章節的結構和寫作目標，並斟酌在何處分卷以便讀者的理解。

　　當代中國的文學史寫作浸潤於兩種傳統之中：其一為中國古典學術範疇；其二為十九世紀的歐洲文學史書寫。出於對學術習慣的尊重，當代西方學者在介紹中國文學時往往襲用中國學界術語，對西方讀者而言這些語彙常常難於理解。本書試圖解決這些問題，採用更為綜合的文化史或文學文化史視角，特別避免囿於文體分類的藩籬。對中國早期和中古文學而言這種方法較為適用，但應用於明清和現代文學則多有困難。雖然如此，通過清晰地架構總體文化史或政治史，我們還是有可能實現最初的目標。例如，卷上的唐代文學一章沒有採用「唐詩」、「唐代散文」、「唐代小說」、「唐代詞」等標準範疇，而是用「武后時期」、「玄宗時期」等主題，敘述作為整體歷史有機組成部分的詩文、筆記小說等作品。與此相似，卷下關於明代前中期文學的一章分為「明初─一四五○」、「一四五○─一五二○」及「一五二○─一五七二」，分別關注諸如「政治迫害與文字審查」、「對空間的新視角」、「貶謫文學」等文化主題。文體問題當然值得注意，但是相對於以文體本身作為主題的敘述，文體產生發展的歷史語境更能體現其文學及社會角色。這種方法面臨的一個問題是，有些作品經過了漫長的發展歷程，因而不屬於某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這樣的作品主要是屬於流行文化的通俗文學，就文本流傳而言它們出現較晚，但是卻擁有更久遠的淵源。伊維德在卷下第五章處理了這個問題，將他自己的寫作與其他章節的歷史敘述融合起來。

　　由於這項工程的規模和複雜性，我們決定不提供冗長的情節概括，只在必要的時候對作品進行簡短介紹。中國學術界的文學史寫作通常圍繞作家個體展開，其他劍橋文學史作品同樣如此。這部文學史不可避免地也會討論不同時代的偉大作家，但是我們在大多數情況下更關注歷史語境和寫作方式而非作家個人，除非作家的生平（不管真實與否）已經與其作品的接受融為一體。

　　隨著文學作品本身及其傳播途徑的多樣化，明清和現代文學更難以用統一的方式敘述。篇幅所限，我們決定暫不討論當前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同時，基於我們的歷史維度，我們也不得不排除韓國、越南以及日本境內的漢文作品。但如果這些國家與中國之間的文學交流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則適當予以關注。

　　除了作品本身，文學史寫作無疑還會受到一個民族國家的學術傳統和標準範疇的約束。就中國文學而言，年號、人名、文體以及中文語彙的傳統漢學翻譯方式都可能對歐美讀者造成閱讀障礙。鑑於此，我們努力保持術語翻譯的一致，儘管我們要求作者根據各自時代的需要選擇最恰當的英文譯文。每部作品首次出現時都給出英文譯名，並在括弧中注出中文拼音，漢字原文則收入書後詞彙表。除特別說明外，本書所引中文資料的英語譯文均為作者自譯。同樣由於篇幅所限，引文出處一般隨文提及，未以注釋形式標出。本書的「書目」所列出的英文參考文獻也只選擇性地收入了部分著作，尤其鑑於中文出版物數量之龐大，作者們所參考的中文文獻一律未予列出。不必說，我們對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所給予的啟發是永遠充滿感激的。

孫康宜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卷上導言（節錄）

　　漢語與梵語、希伯來語共同享有一份殊榮，它們都擁有持續不斷時間最長的文學傳統之一。這幾大傳統的遠古時代晦暗不明，其源頭在某種程度上都受到了後世建構、附增、編訂等活動的塑造。不過，每一種文化都從未忽略忘記其早期文本，這些文本是這些傳統數千年來滄桑變化的參照點。特別是漢語和梵文，在數千年間，覆蓋了廣闊的地理區域，積累了數量龐大的文學文本，它們至今仍被人研究、閱讀。

　　姑且不論各種銘文──由於介質經久，這些銘文得以留存至今──中國文學傳統的傳世文本始於西元前一千年左右，此後作品數量穩步增長。全中國各地的小學生至今還在閱讀那些選自上古、中古時期的文本，儘管離不開詳盡繁複的注解。紙張──書面文字最成功的媒介，約在西元一、二世紀逐漸得到廣泛應用。紙張的耐久性不及牛羊皮紙，但製作一部書籍亦無須整群牛羊；像同樣廉價的紙莎草、棕櫚葉一樣，紙張能夠保證各種程度上的流通，文學文本不再是難以企及的寶藏。而且，到了十世紀，中國就已有了政府贊助主管的印刷；到了十一世紀末期，商業印刷業已經相當發達。正如歐洲人日後認識到的那樣，就知識傳播而言，紙張與印刷術的攜手聯合是無往不利的。

　　書籍、作品問世之後，就要面臨收集、保存、散失等問題；作品一旦散失，又只能得到部分恢復。文本在被某種形式的文化權威──無論是宗教的、政治的還是學術的──固定之前，它們往往或增或減，通常會有所改變。讀者常常在文學史中尋找由一系列特殊時刻組成的譜系，這些特殊時刻體現為那些可以繫於往昔某一特定時刻的文本。但更多時候，尤其是印刷時代之前，我們看到的是文本變化的沉澱物，後人借助這些沉澱物，通過重新抄寫、編輯、修訂等方式，按照他們自己的趣味和利益塑造文本遺產。

　　中國有一個致力於重估、保存文本遺產的悠久學術傳統。現存最早的皇家圖書館目錄出現在西元前一世紀末。自此之後，目錄學傳統一直連綿不斷，十二世紀之前多為政府主導，其後則是私人目錄學家居功至偉。對於保存文本遺產，帝王們感到一種特殊的責任；他們頒布詔令，搜求珍稀書籍，然後對之進行抄寫、傳布；皇家圖書館若是毀於祝融，新的詔令便又再次頒發。書籍的損失時有發生，謝天謝地有很多書籍佚失了；但是，也有很多書籍為一個重視書本的文化保存下來並珍重收藏。比起其他文化，我們對前印刷時代中國文本遺產的變更知之甚多，正是因為我們對這份遺產本身知之甚多。一個文本文化的歷史不是單憑那個文化的偉大就能賦予的；它是動機與材料的歷史，為了某種當下的需要而不斷再造出文化的往昔。

　　一部「中國文學史」可以意味著好幾種不同的東西。它可以包括所有用漢語寫作的文學，古代漢語也曾作為朝鮮、越南、日本文學的書寫媒介。一部「中國文學史」也可以包括現代中國政治邊界內的所有文學，這一邊界內有多種語言，還有一些完全獨立於漢文學之外的古老博大的文學傳統。在本書中，我們的研究領域採用的是一個較為有限的定義：即在漢族社群中生產、流通的文學，既包括現代中國邊界之內的漢族社群，也包括那些華人離散社群。儘管本書所論的作者不全是漢人，卻都參與了漢文化。

　　這一表面上顯得很簡單的定義引發很多問題。這一定義只能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一是多個社群的種族自我認同，而這些社群有數千年的發展變化歷史；二是多種語言之間具有共通身分的假定，而這些語言在語言學家們看來是不同而又密切相關的。如同所有這類「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其本質上都與某一政體密不可分，這一政體在今天就是「民族國家」（nation state）。中國政體與外在於該政體的華人社群的關係，還有這些社群自己與該政體的關係，依然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

　　無論我們如何試圖給文學史劃出範圍，比起這一學術體裁在十九世紀初首度成熟的時候，這項工作已經變得遠遠更為複雜。兩個世紀前，對文學史家而言，無論是作為一種歷史事實還是作為一種理想，語言、種族、民族國家，這三者之間的同一性都是不證自明的。即便在當時，一個民族國家內部，往往也有使用其他語言言說──而且常常也使用其他語言書寫──的社群。現在，我們意識到問題要複雜得多。過去有一些古典語言──有時與口語截然不同──構成了文學生產的主體，卻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各個「國家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s）的歷史之外。從過去到現在，都存在混合式的語言（macaronic languages），因翻譯的壓力而發生變化的語言，在殖民地與前殖民地、在離散人群與多種族移民中傳播、變異的國家語言。

　　所有這些現象都為文學史帶來了難題；這些現象清楚表明，作為一項現代工程的文學史，在何種程度上與民族國家及其利益綁縛在一起，為民族國家提供一部連綿不斷的文化史。如果沒有民族國家的形成，某一特定族群的文學史往往就變成了對一個「人民」的文化史的確認，和一種特定的語言聯繫在一起，而這種語言為這一情況的可能性提供了根據。

　　儘管早在現代時期之前，中國文學就已服務於為一個社會階級建構一個共同的文化身分這一目標，中國文學史的現代書寫，從一九二○年代首次全面成熟之後，卻一直持守著十九世紀對語言、種族、政體的同一性的信念。從二十世紀初到現在，將近一個世紀以來，它不斷重述一個漢民族的史詩，重述從遠古到現代、散布於極其廣闊的地域的中國文學文化的歷史與連續性。

　　這把我們帶到漢語語言的問題，思考二十世紀的「語言政治」（language politics）所發生的變化如何產生了這兩卷本的《劍橋漢語文學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而不是一卷稱為《劍橋古代漢語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一卷稱為《劍橋白話漢語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Vernacular Chinese Literature）。在西歐，這樣的兩卷書不會只用同一個字：卷上會用「拉丁語」，卷下則會使用歐洲「地方語言」（vernacular）中的一種──這裡且以「義大利語」為例，直到很晚，義大利語都還不是一種民族國家語言，而是「地方語」，「volgare」。在中國，兩卷可用同一個字；在歐洲，兩卷須用不同的兩個字。這一事實是「政治性的」──既在通常的意義上，也在文化的意義上。

　　眾所周知，漢語是一種以字元為基礎的語言。這一事實帶來的種種後果尚未得到充分理解。同一個字的讀音，在語言史上，包括了各種既相互區別又相互關聯的語言和方言的大語言區域內，都變化很大。此外，漢語只有上古語言形態變化（morphology）遺留下來的辨認不出的痕跡，它的單詞似乎沒有屈折變形（uninflected）。如果說書面語語法的最初功能是為了控制語言的區域差異和歷史變化，那麼，漢語並不需要書面語語法，因為漢字發音有各種變化，而且從表面看來明顯缺乏形態學。如同所有語言一樣，字詞和句式因時因地發生變化，但讀音的變化，使得以上古語言為基礎的一種簡單的「文言」看上去不過是口語的正式的書面形式。在一九二○年代的語言改革之前，中國的狀況近似於教師指導學生進行的美式英語寫作練習：gotta（代表口語），got to（轉化為書面語的口語），have to（非正式用語，但在某些場合的書面語中可以接受），must（正式用語，「正確得當的」書面用法）。的確，就承認各種差異不過是語言修辭層次（register）的問題而言，漢語與英語極其相似，它們皆承認所有這些變化都屬於同一種語言（「漢語」或者「英語」）。

宇文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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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早期中國文學：開端至西漢

一　漢語及其書寫系統

／柯馬丁（Martin Kern）

漢語──以及作為一種書寫系統的漢字──的最早證據是在今日安陽附近的殷商末代（約前一二五○ ─前一○四六）都城發現的甲骨文與青銅器銘文，安陽位於今天河南省的最北端。從那時起至今，中國文學表達的語言和文字，在過去三千多年間，可以勾勒出一個連綿不斷的發展脈絡。在人類歷史上，漢字是少數幾種獨立創造的文字之一，也是迄今為止最初的書寫系統仍在被繼續使用的唯一一例。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僅中國人用漢字書寫，其他東亞、東南亞國家如朝鮮、日本、越南等也使用漢字，中國文學傳統的影響遠遠跨越了口頭語言的疆界。

刻在牛胛骨和龜甲上的商末甲骨文，是與王室祖先神靈交流的記錄。從首次發現甲骨文的一八九九年以來，至今已發現了十五萬多片刻字甲骨。甲骨文的長度，從幾個字到幾十個字不等，保存了王室對各種大大小小問題的占卜記錄，如君王的健康、軍事勝利、祭祀時機、天氣情況等等，關乎君王本人及王朝的繁榮昌盛。刻在龜甲、牛骨上用於占卜的這些文字，記錄了君王與其祖先的成功交流，因而具有宗教、政治的雙重意義。此外，另一類商末文獻數量較少，是澆鑄在用於祖先祭祀的精美青銅容器（多為食器、酒器）上的銘文。至少在西元前十五世紀，商王朝就已開始鑄造青銅禮器，但直至西元前一二五○年左右才出現青銅器銘文。這些最早的青銅器銘文（又稱「金文」）絕大多數只有一至五個字，表明該青銅容器的器主身分與祭祀目的。不過，這些西元前二千年晚期以來的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說明中國的書寫系統已經相當精密發達，其起源、發展可以追溯至更早的年代。而且，儘管這些文字不純粹是為了歸檔備案或記錄歷史而創造出來的，但卻似乎基於那些最初寫在竹、木等易於朽壞的材質之上的文本。沒有什麼證據可以表明商都發現的文字僅限於甲骨文或青銅器銘文；那些寫在不那麼經久耐用的材質上的文字，不過是消失不見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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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31日星期六

【暢銷書】中國現代小說史（新版）[Zhong Guo Xian Dai Xiao Shuo Shi （ Xin Ban ）]＊文學小說類＊

中國現代小說史（新版）[Zhong Guo Xian Dai Xiao Shuo Shi （ Xin Ban ）]～推薦！

作者：夏志清
譯者：劉紹銘等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
出版日期：2015/01/31
語言：繁體中文

定價：550元

ISBN：9789629966676
規格：平裝/576頁/17x23cm/普通級/單色印刷/初版
出版地：香港
本書分類：文學小說>文學研究>文學史
本書分類：專業/教科書/政府出版品>文史哲類>中文>文學概論

【Author】作者/繪者/著者/譯者

作者簡介

夏志清

　　夏志清教授(1921-2013)是在中國小說研究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他獨樹一幟的見解，影響了東西方漢學界近50年來中國小說的研究方向和發展面貌。其經典著作有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和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其他以中、英文發表的評論及論文集等也甚多。夏教授1969年起出任哥倫比亞大學東方語言文化系中文教授，2006年當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2013年12月29日辭世。

譯者簡介

劉紹銘

　　劉紹銘教授是著名學者、翻譯家、作家、嶺南大學榮休教授，著作等身。與閔福德教授合編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 Volume 1: From Antiquity to the Tang Danasty (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深受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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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簡介/書評/特色/摘要

重新校訂
重新排版
最完整無刪減版本
新增4篇紀念夏先生的文章

　　《中國現代小說史》是夏志清教授名著A History of Mordern Chinese Fiction的中文譯本。在中國現代小說的研究上，本書可謂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典之作。夏教授以其融貫中西的學識，論述了中國自五四運動至六十年代初小說的發展；他致力於「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夏志清語)，並深入探求文學的內在道德情操。也是憑著這一股精神，夏教授以過人的識見，對許多現代小說家重新評價；其中最為人所稱道的，便是他「發掘」了不少當時並未受論者注意的作家，如張愛玲和錢鍾書等。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的學術地位，歷久不衰。本書之英文版初刊於1961年，中文翻譯本於1979年出版後，隨即成為港台大專院校中文系師生案頭必備的參考書。2001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印行之版本，增收王德威教授〈重讀夏志清教授《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文及劉紹銘教授的新序。2013年底，夏先生離世，本社特邀劉教授相助，對本書進行全面勘誤和訂正，並收入緬懷夏先生的文字數篇，推出《中國現代小說史》新版，以茲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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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目錄/大綱/內容概要

出版人的話 vii
一介布衣：紀念夏志清先生（劉紹銘） ix
2015年再版序（劉紹銘） xv
2001年版序（劉紹銘） xvii
作者中譯本序（1978年）（夏志清） xxi
重讀夏志清教授《中國現代小說史》（王德威） xxxvii

第1編初期（1917-1927）
第1章文學革命 3
第2章魯迅 23
第3章文學研究會及其他：葉紹鈞、冰心、凌叔華、許地山 43
第4章創造社：郭沫若、郁達夫 71

第2編成長的十年（1928-1937）
第5章三十年代的左派作家和獨立作家 87
第6章茅盾 105
第7章老舍 125
第8章沈從文 143
第9章張天翼 161
第10章巴金 181
第11章第一個階段的共產小說 197
第12章吳組緗 215

第3編抗戰期間及勝利以後（1937-1957）
第13章抗戰期間及勝利以後的中國文學 223
第14章資深作家：茅盾、沈從文、老舍、巴金 263
第15章張愛玲 293
第16章錢鍾書 329
第17章師陀 349
第18章第二個階段的共產小說 355
第19章結論 377

附錄
附錄1 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夏志清） 389
附錄2 姜貴的兩部小說（夏志清） 405
附錄3 經典之作（劉紹銘） 425
附錄4 名世與傳世（劉紹銘） 435
附錄5 Remembering Professor C. T. Hsia（Joseph S. M. Lau） 437

附註 441
參考書目 471
索引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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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序/前言/推薦/心得

作者中譯本序夏志清（節錄）

　　一

　　1951年的春天，我一方面忙於寫論文，一方面真不免要為下半年的生活問題着急起來。我雖算是耶魯英文系的優等生，系主任根本想不到我會在美國謀教職的：東方人，拿到了博士學位，回祖國去教授英美文學，這才是正當出路。有一天，同住研究院宿舍三樓的一位政治系學生對我說：政治系教授饒大衞（David N. Rowe）剛領到政府一筆錢，正在請人幫他作研究，你謀教職既有困難，不妨去見見他。我當時根本不知道饒大衞是以反共著名的中國之友，我自己一向也是反共的，我到他辦公室去見他，二人一談即合拍。加上我是英文系的準博士，寫英文總沒有問題，饒大衞立即給我一張聘書，年薪4,000元，同剛拿博士學位的耶魯教員（instructor），是同等待遇。我既找到了事，寫論文更要緊，也就無意去謀教職，再去看英文系主任的嘴臉了。

　　饒大衞僱用了他的得意門生魯幸．派（Lucian Pye）同我這兩位research associates，再加上日裔美籍研究生同教會學校出身的華籍家庭主婦這兩位research assistants，人馬已全，7月1日開始工作，編寫一部《中國手冊》（China: An Area Manual），供美國軍官參閱之用。那時是韓戰時期，美國政府原則上是很反中共的，所以饒大衞才能請到這筆錢。數年之後，《中國手冊》上中下三冊試印本出版，先由美國軍方、政方高級官員審閱，可能發現全書反共立場太強硬（當然書裏面別的毛病想也不少），未被正式納用，這對饒大衞自己而言，當然是事業上的一大挫折。否則，這部《中國手冊》，美國軍官人手一篇，饒大衞自己中國通權威的聲望也必大為提高。這部《手冊》試印本，一共印了350部，美國各大圖書館也不易見到。

　　我一向是研究西洋文學的，在研究院那幾年，更心無旁騖地專攻英國文學。那幾年改行編寫《中國手冊》，一開頭就大看有關中國的英文著述。虧得那時候這類書籍還不算多，一年之中就把漢學家、中國問題專家晚近出版的著作，看得差不多了。我一人撰寫了〈文學〉、〈思想〉、〈中共大眾傳播〉三大章，另外寫了〈禮節〉、〈幽默〉二小章（〈幽默〉章近已重刊《譯叢》1978年春季號），〈家喻戶曉的人物小傳〉一章，也參與了〈中共人物〉章、〈地理〉章人文地理部份的寫作。最使我感到頭痛的是人文地理各省、各地區的個別報道。實在看不到多少參考資料，只好憑我的常識和偏見去瞎寫。五十年代後期《時代》週刊刊印了一個中共特輯（該期封面人物是毛澤東），居然也報道中國各地區的風俗人情。那晚我翻閱這個特輯，看到上海人如何，北平人、山東人、湖南人又如何如何，都根據我撰寫的材料，有些地方字句也不改，看得我人仰馬翻，大笑不止。生平看《時代》周刊，從來沒有這樣得意過。

　　〈大眾傳播〉這一章得參閱中共報章雜誌，花的工夫最大（哥大新聞學院喻德基教授那本《中共大眾傳播》問世，是十年後的事了）。〈思想〉、〈文學〉這兩章寫起來比較得心應手。自己是中國人，介紹孔孟朱王的思想，杜李關馬的詩曲，不看多少參考資料，也可以寫得出的。但〈思想〉這一章專述「傳統思想」（traditional ideologies），近代思想我不必注意。〈文學〉這一章重點卻放在現代文學上，佔全章篇幅三分之二。我在國內期間，雖也看過一些魯迅、周作人、沈從文等人的作品，但看得極少，對新文學可說完全是外行。寫〈文學〉這一章，把耶魯圖書館所藏的茅盾、老舍、巴金等的作品都略加翻看。此外還有一批尚未編目的中共文藝資料，也放在辦公室裏翻閱。什麼《白毛女》、《劉胡蘭》、《白求恩大夫》等小冊子以及趙樹理、丁玲的作品，倒真正花時間看了一些。（王瑤《中國新文學史》下冊1953年才出版，四十年代中共文學的演變，只好自己摸索，一無憑藉。）中國現代文學史竟沒有一部像樣的書，我當時覺得非常詫異。

　　到了1952年春天，又得為下學年的工作發愁了。饒大衞雖對我的勤快大為賞識（那位社會系畢業的家庭主婦一年之中只寫了〈中國社會〉一大章，〈服飾〉一小章），有意留我一年，年薪加至4,800，但我實在不想再幹了，有關中國的英文書籍已大致讀遍，再做下去沒有意思了。我就到研究院副院長辛潑生（Hartley Simpson）那裏去請教，有哪幾家基金會可以申請研究資助。他說最大的是洛克斐勒基金會，此外還有幾家較小的（那時福特基金會似乎尚未設立），可一家家試你的運氣。我就打了一篇撰寫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計劃書，一共只有兩頁。先寄一份給洛氏基金會人文組組長法斯（Charles B.Fahs）。他對我的計劃倒頗感興趣，立即來信叫我去同他面談。去紐約談了半小時，居然定局，給我兩年的研究補助金（grant），每年4,000元。這個數目，不知是我自定的，還是基金會給我定的，已記不清了。但這筆補助金用不着繳所得稅，實收比跟饒大衞做事那一年多一些。後來洛氏基金會准我延長一年，過了三年（1952–1955）無拘無束、讀書寫作的生活。名義上那三年我算是耶魯英文系的研究員（research fellow）。

　　我來美留學，沒有用過家裏一分錢，也沒有到飯館去打過一天工，洗過一隻碗，講起來比好多留學生幸運。但韓戰開始，我就得省錢下來寄給上海家裏。1951年7月開始，月寄100美金，一年1,200元。所以那三年，每年自用2,800元，恰夠維持生活，談不上有什麼研究費。假如那時有勇氣向洛氏基金會另請研究費、旅行費，到美國各大圖書館參觀一番，也去臺灣、香港跑一趟，自己看到的資料當然要多得多了。但自己尚無教授身份，實在不敢獅子開大口，能有固定收入，過着我自甘澹泊的研究員生活，就很滿足了。頭兩年我照舊住在研究院宿舍，一日三餐包給學校。第三年婚後才搬到校外去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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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編初期（1917-1927）

第一章文學革命劉紹銘譯

1917年1月，《新青年》雜誌上出現了一篇題名為〈文學改良芻議〉的文章。作者胡適那個時候還是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的學生，主修哲學。在發表這篇文章以前，胡適已花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去研究中國應否要採用白話文這個問題了。他也曾就這個問題跟其他留美的中國學生商量過，但都得不到他們的支持。在〈文學改良芻議〉發表之前，他寫過信給《新青年》的編者，裏面曾用過「文學革命」這句話。可是，在現在這篇文章中，他卻沒有再提到這個爆炸性的名詞；他只在所列舉出來的八項信條中的第八項——「不避俗字俗語」——引用了但丁的《神曲》和中國的通俗小説來説明一下白話文的活力。胡適當時大概絕沒有料到，他這篇文章，後來竟然會掀起了一個在範圍與重要性來説可謂史無前例的文學運動，把整個中國文學史的路向改變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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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4日星期三

【暢銷書】中國文學理論(新版中國の文學理論)＊文學小說類＊

中國文學理論(新版中國の文學理論)～推薦！

作者：興膳宏
原文作者：Kozen Hiroshi
譯者：蕭燕婉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4/12/24
語言：繁體中文

定價：550元

ISBN：9789570844917
叢書系列：現代名著譯叢
規格：平裝/544頁/25k正/14.8x21cm/普通級/單色印刷/初版
出版地：台灣
本書分類：文學小說>文學研究>文學史
本書分類：專業/教科書/政府出版品>文史哲類>中文>文學評論

【Author】作者/繪者/著者/譯者

作者簡介

興膳宏（Kozen Hiroshi，1936-）

　　日本著名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學者。畢業於京都大學文學院，並受教於吉川幸次郎與小川環樹兩位教授。興膳宏於1986年出版的《文心雕龍》翻譯，是日本最早完成這部博大精深的文學理論之全譯本。他於1989年以《中國文學理論》一書取得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曾擔任愛知教育大學、名古屋大學副教授、京都大學文學院中國語學中國文學研究室講座教授、京都大學文學院院長。2000年於京都大學退休，獲頒京都大學名譽教授，2001年出任京都國立博物館館長。2013年，以《中國文學理論》（清文堂，2008）、《中國文學理論之開展》（清文堂，2008）等一系列中國文學理論研究專著，獲頒「日本學士院賞」。

譯者簡介

蕭燕婉

　　中山醫藥大學應用日語系副教授。九州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研究領域為日中比較文學、江戶時期女性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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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簡介/書評/特色/摘要

享譽國際的六朝文學研究學者──興膳宏
聯結東亞文學理論傳統與文化傳承的權威之作
為「龍學」注入活水的新視野
為「詩品」延伸藝評淵源的新觀點

　　《中國文學理論》是興膳宏集結二十多年來，關於魏晉南北朝至中唐文學理論的專論，若要對魏晉南北朝的作家、詩文、文學理論有全盤性的了解，這部深具學術價值的專著為必讀之傑作。這部專著奠定了中國文學理論的基礎，也誕生了眾多饒富特色的文學理論。綜觀本書，每篇論文都與《文心雕龍》、《詩品》緊密相扣。興膳宏把書名冠以「中國文學理論」，是對《文心雕龍》與《詩品》二書的定位，深具企圖心的嘗試。《文心雕龍》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價值已無庸再論，然興膳宏的論述更為「龍學」研究錦上添花。劉勰在主張文章創作的要諦必須回歸儒家經典，而作者以精闢的論證，回歸劉勰本源的思維形式當中，分析除了儒教之外，佛教與老莊思想亦潛藏其中。同時他又以中日文化交涉的比較文學的角度，檢視空海的《文鏡秘府論》，藉此探索《文心雕龍》的文學理論如何跨越國境在日本人之間傳播，又如何成為當時東亞文化共同的知識體系與文學淵源。

　　對於帶給宋代文學批評之主流的詩話極大影響的《詩品》研究方面，作者首度嘗試從詩、畫等藝術領域找尋其品評的淵源，在比較《文心雕龍》與《詩品》後，發現鍾嶸的評論角度不同於劉勰，相較於劉勰，鍾嶸更重視奇拔的表現與「氣」的充實。由於興膳宏具敏銳的洞察力，加上他能從文學與宗教、中日文學交流等宏大的角度進行研究，所以，本書的中國文學理論研究不僅呈現出異於以往的嶄新意義，也讓我們看到，作者如何成功賦予這兩部六朝文學理論雙璧在中國文學史上應有的位置。本書及《中國文學理論的開展》等一系列以《文心雕龍》與《詩品》為主軸的中國文學理論研究專著，獲頒「日本學士院賞」，足見其研究成果已在日本學術界得到最高權威的肯定，更凸顯本書中譯本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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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目錄/大綱/內容概要

導讀　興膳宏《中國文學理論》之定位：從中古文學理論研究的角度出發

Ⅰ
六朝時期文學觀的發展：以文體論為中心

Ⅱ
從文學理論史的角度看〈文賦〉
摯虞《文章流別志論》考
論〈宋書謝靈運傳論〉

Ⅲ
《文心雕龍》與《出三藏記集》：論二者的內在關係
《文心雕龍》的自然觀：探本溯源
日本對《文心雕龍》的接受與研究

Ⅳ
關於《詩品》之我見
《詩品》與書畫論
《文心雕龍》與《詩品》文學觀之對立

Ⅴ
《玉臺新詠》成書考
顏之推的文學論
王昌齡的創作論
《文心雕龍》在《文鏡秘府論》中的反映
《古今集》真名序紀要

後記
寫於新版之後
興膳宏教授年表
興膳宏教授著作目錄
興膳宏教授中文論著暨中文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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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序/前言/推薦/心得

中譯導讀（節錄）

　　興膳宏的《中國文學理論》，每篇論文都與《文心雕龍》、《詩品》緊密相扣。譯完此書之後，深覺興膳宏把書名冠以「中國文學理論」，可謂一項企圖心頗強的嘗試。因為，《文心雕龍》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價值已無庸再論，而興膳宏在研究「龍學」上的貢獻，莫過於其論證告訴了我們，劉勰主張文章創作的要諦必須回歸儒家經典，而回歸本源的思維形式當中，除了儒教之外，佛教與老莊思想亦潛藏其中。同時他又以中日文化交涉等比較文學的角度，檢視空海的《文鏡秘府論》，藉此探索《文心雕龍》等中國的文學理論如何跨越國境在日本人之間傳播，又如何成為當時東亞文化共同的知識體系與文學淵源。

　　至於帶給宋代文學批評之主流的詩話極大影響的《詩品》研究方面，作者首度嘗試從詩、畫等藝術領域找尋其品評的淵源，接著在比較《文心雕龍》與《詩品》後，發現鍾嶸的評論角度不同於劉勰，因為鍾嶸更重視奇拔的表現與「氣」的充實。由於興膳宏具敏銳的洞察力，加上其從文學與宗教、中日文學交流等宏大的角度來進行研究，所以，本書的中國文學理論研究不僅呈現出異於以往的嶄新意義，我們也看到作者成功的賦予這兩部六朝文學理論的雙璧在中國文學史上應有的位置。

　　本書第五章〈《文心雕龍》與《出三藏記集》：論二者的內在關係〉，乃興膳宏研究龍學的代表作。本章興膳宏以《出三藏記集》為焦點，用了長達一百二十頁的篇幅，細繹窮究《文心雕龍》與佛教既深層又幽微的內在關係。他認為從表面上看，《文心雕龍》受儒家的影響最大，而佛教對《文心雕龍》的影響是在邏輯方法上，從表面上是看不出來的。

　　本章的第一至第六節，興膳宏把《出三藏記集》當近景，《文心雕龍》當遠景，剖析兩者的關係。首先論證《出三藏記集》並非出於僧祐一人之手，事實上劉勰也參與了《出三藏記集》的撰述。接著從語義的角度出發，發現了《文心雕龍》與《出三藏記集》的〈總序〉，皆把「原」字當動詞、「源」字當名詞來使用，而且，是有意的在區分這兩個字的用法。同時，這個現象與劉勰〈滅惑論〉是共通的。此外，又從文章的理論結構出發，考證《文心雕龍》與《出三藏記集》〈總序〉的相似處。作者分別舉《出三藏記集》〈總序〉中一個例子和《文心雕龍》中「六義」、「三準」、「八體」、「四對」等七個例子，分析這些文章皆具有分析性的理論結構，同時又從《南本涅盤經》中舉出四個例子，證明這種文章結構，不僅與佛典契合，慧遠的文體，亦如出一轍。

　　《出三藏記集》中的〈胡漢譯經音義同異記〉，主要在敘述佛經翻譯的歷史，同時也是中國最早的翻譯理論。興膳宏指出〈胡漢譯經音義同異記〉的「半字」、「滿字」之概念，脫胎自《涅槃經‧文字品》，而《文心雕龍‧練字篇》的「半字」，實與〈胡漢譯經音義同異記〉，出自相同的本源。而且，就語言現象的方法論而言，〈胡漢譯經音義同異記〉與〈滅惑論〉、《文心雕龍‧練字篇》在論述「音訛」、「字訛」的方法時，也有共通的現象。

　　在第七至第九節，繼續把論述焦點轉移到《文心雕龍》，再度確認了劉勰強調文學必須回歸經書的主張後，作者指出在理論結構上，《文心雕龍》前半部的〈明詩篇〉、〈詮賦篇〉、〈論說篇〉與後半部的〈章句篇〉、〈附會篇〉都用了「回歸」的理論。然後，又找出「原始要終」、「沿波討源」等重要的關鍵詞，說明這兩個關鍵詞，除了象徵《文心雕龍》的基本原理，也是「回歸」理論的主要旋律。於是，沿著這條線索，興膳宏繼續檢討了《出三藏記集》卷四〈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的序文與《出三藏記集》〈緣記〉、〈名錄〉、〈經序〉、〈列傳〉的編輯方針，發現了「回歸」的理論，亦貫穿在整部《出三藏記集》之中。此外，又聚焦僧祐的其他著作，發現僧祐在他的《釋迦譜》與《法苑雜源原始集》的序文中再三地流露其對「回歸」理論與「原始要終」的關心。最後，則反思整個魏晉南北朝的時代背景，發現當時玄學與佛學合流，許多文人的思想基礎雖然以儒家為主，但是，釋、道的思想，在其身上也是統一並存的。因為，劉勰的〈滅惑論〉，就清楚地展現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不過，《文心雕龍》是劉勰站在儒家的立場上寫的，只是佛教思想在論述方法與嚴密的邏輯體系上，悄然地發揮了潛藏的作用。

　　在此，我們不得不佩服興膳宏對佛學的深厚學養，故能利用劉勰的〈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僧祐的《釋迦譜》序、慧遠的〈沙門不敬王者論〉及〈阿毗曇心序〉等等諸多佛教典籍，詳盡的整理出《文心雕龍》與《出三藏記集》幽微的內在關係。另外，此文也提示了不少具啟發性的觀點，例如在推論劉勰的出家時間與動機時，興膳宏注意到對劉勰而言僧祐是宗教世界的象徵，昭明太子是文學世界的象徵，其一生的精神世界，一直在兩者之間擺動；另外，更指出劉勰有著根深蒂固的「孔釋一也」之思想，而這也是當時六朝崇佛者的普遍思惟。不難發現，本章的論證，成功的結合了中國的文學理論與宗教史、文化史等範疇，這項嶄新的嘗試確實讓《文心雕龍》的研究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興膳宏還有一個令人欽佩的研究成果，他於一九八六年出版了長達一千兩百頁以上的弘法大師空海的《文鏡秘府論》、《文筆眼心抄》譯注，繼而開始一連串《文鏡秘府論》的相關研究。

　　唐德宗二十年（八○四年），空海擔任第十六回遣唐使抵達中國長安，兩年後回到日本。空海編輯的《文鏡秘府論》，完成於日本弘仁年間（八一○─八二三），分為天、地、東、南、西、北六卷，裡面收錄了晉陸機的〈文賦〉，從譯文上看，可知與傳本《文選》當屬不同版本，另外還有梁沈約的《四聲譜》、隋劉善經的《四聲指歸》、中唐皎然的《詩議》等許多重要的詩文創作理論，其中「對偶」與「聲病」是《文鏡秘府論》最重要的兩大理論支柱。空海最大的貢獻之一，就是把這些中國的創作理論介紹到日本，使日本的漢詩文創作奠定了鞏固的基礎。

　　日本學者比中國更早著手《文鏡秘府論》的考證、註解與研究工作。興膳宏之前，小西甚一於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三年陸續出版了《文鏡秘府論考》之〈研究篇〉上、下與〈考文篇〉。對《文鏡秘府論》的成書年代、撰寫緣由、引用原典、與《文筆眼心抄》的關係做了有系統的分析研究。在中國方面，十九世紀末駐日公使館員楊守敬在《日本訪書志》中介紹了《文鏡秘府論》在資料上的價值後，中國學者便開始注意到此書，爾後，陸續出版了幾部校注。例如，周維德校點《文鏡秘府論》、王利器《文鏡秘府論校注》等，王利器校注本堪稱中國最詳盡的注本。

　　興膳宏《文鏡秘府論》的譯註出版於王利器校注本之後，但興膳宏仍可在王利器校注本的基礎上找到許多原典的出處，例如，查到〈地卷十體〉「七飛動體」所引「月光隨浪動」出自梁劉孝綽〈月半夜泊鵲尾〉。其譯註引證之詳實殊為難得。

　　本書第十四章〈《文心雕龍》在《文鏡秘府論》中的反映〉，興膳宏指出《文鏡秘府論》中，明顯反映出《文心雕龍》理論的，只有劉善經的《四聲指歸》與《文筆式》等隋至初唐的作品。雖然，皎然的《詩議》或者王昌齡的《詩格》也有部分內容受到《文心雕龍》的影響，但是他們相異的地方卻更多。尤其是《詩議》、《詩格》的文章風格比較類似後來的詩話，與《文心雕龍》的文體有著相當大的隔閡。興膳宏比較了空海作於留學唐代後的《性靈集》與留學前的《聾瞽指歸》（七九七年，自唐返國後，改名為《三教指歸》），發現空海的詩在留學唐代以前有許多地方未能符合唐詩的聲律規範。而類似的情形，同樣出現在七五一年成立的日本漢詩集《懷風藻》，然而，到了第九世紀的唐風謳歌時代，由於日本漢詩人已積極從空海編纂的《文鏡秘府論》中消化唐代的文學理論，因此收錄於《凌雲集》（八一四年）、《文華秀麗集》（八一八年）的漢詩，對聲律、平仄規律的認識，已明顯地提高，而且，七言詩大量增加，足見《文鏡秘府論》對日本平安時代漢文學的影響及意義十分重大。

　　無庸置疑，《文鏡秘府論》是研究中國中世文學最重要的資料書，因為，其保存了中國已經亡佚的中唐以前論述聲韻與詩文作法的大量文獻。例如，閱讀《文鏡秘府論》南卷的〈論體〉、〈定位〉，我們可以了解《文心雕龍》以後文章的風格論、鎔裁篇的理論有了何種進展。要釐清六朝至唐的文學理論，許多地方皆需利用《文鏡秘府論》。若從日本文學史的角度而言，《文鏡秘府論》不僅奠定了日本漢詩文的基礎，其影響還及於日本的和歌。

　　綜上所述，興膳宏的《文鏡秘府論》譯註雖然不是先驅，但其在《文鏡秘府論》的研究課題與問題意識的開拓上，卻有不可磨滅的貢獻，例如，在中國古典文學批評史中，王昌齡的《詩格》如今已成為常識，而這是興膳宏在譯註《文鏡秘府論》的過程中首度發掘的研究成果。除此之外，他還意外地發現了《文鏡秘府論》北卷的〈帝德錄〉帶有駢體文寫作指南之性質。因此，其對《文鏡秘府論》的研究，不僅具有集里程碑之大成的意義，在《文鏡秘府論》對日本文學之影響的研究方面，亦有篳路藍縷之功。

　　方才稍微提到《文鏡秘府論》的影響亦及於日本的和歌。以下，請容譯者贅述一些日本古典文學史的基礎知識。奈良時代的《萬葉集》（八世紀後半成立？）是日本現存最古老的和歌集；平安時代的《古今和歌集》（905年成立？）為日本最早的敕撰和歌集，在日本文學史上意義重大。

　　《古今和歌集》卷首收錄了紀貫之的〈假名序〉，主要闡述和歌是與漢詩對等的文學，意味著作者已有深刻的和歌詩人之自覺意識，此篇假名序亦是日本和歌史上文學理論的先驅，具有極高的價值，對後代影響深遠。假名序之後，各卷的編排順序如下：春（上、下）、夏、秋（上、下）、冬、賀、離別、羇旅、物名、戀（一─五）、哀傷、雜（上、下）、雜體、大歌所御歌。卷末為紀淑望的〈真名序〉。而上述的分類、卷數，皆成為後代敕撰和歌集的典範。敕撰和歌集自平安朝《古今和歌集》以後至室町時代奉後花園天皇之命編纂的《新續古今集》（一四三九年）為止，大約維持了五百三十年的傳統。此後，雖不再出現敕撰和歌集，但《古今和歌集》的歌風一直是和歌的主流。所謂「古今調」的歌風，指優雅的、纖細的、抒情的「女性風（たおやめぶり）」，與其相對的則是率直、樸素的「萬葉調」歌風，「萬葉調」歌風又稱「男性風（ますらをぶり）」（江戶時代國學者賀茂真淵評）。

　　歷來，探討《古今和歌集》中的假名序、真名序與漢文學之關係者，大多是研究日本古典文學的學者。例如，小西甚一的《文鏡秘府論考》、太田青丘的《日本歌學と中國詩學》、小澤正夫的《古代歌學の形成》、藤原克己的〈古今集歌の日本的特質と六朝・唐詩〉等等。而出自中國學者的研究有森野繁夫的〈六朝・唐詩と王朝和歌〉。

　　興膳宏在本書第十五章〈《古今集》真名序紀要〉中，以中國文學研究者的立場出發，將《古今集》的真名序，置之於漢語文章表現與六朝文學理論的脈絡上做了有趣的分析。指出儘管真名序作者努力把其習得的中國文學理論消化成自己的理論，然在說明「六義」的理論構造以及在「歌仙」的語彙運用上，仍出現了與中國的文學理論不協調之處。

　　並且，興膳宏透過《日本國見在書目》，發現真名序作者可能也涉獵了《古今書評》等書。這一點則是前輩學者未曾指出過的。由此不難看出興膳宏企圖藉由《古今集》真名序的解析，照射中國的文學理論、書論，於平安時期在日本受容與變容之情形。

　　當然，當興膳宏勾勒出中國、日本之間透過空海等留學僧往來所形成的書籍流通網與知識傳播網後，一群東亞社會菁英（中國六朝文人、貴族官僚、日本僧侶、和歌詩人等）所共有的知識結構，也自然的浮現在我們眼前。
　　
　　興膳宏在此確實為我們拓展了研究中國中世文學理論方法的新視點。或許國內的學者也可以嘗試以和漢比較文學的角度，重新為六朝文學理論的傳播與影響作進一步的研究突破，例如，日本人在《萬葉集》中對漢詩的攝取與《古今和歌集》中對漢詩文的受容有何差異？亦或後來的《新古今集》（1205年成立）、《續古今集》（1265年成立）、《風雅集》（1349年成立）等敕撰和歌集的〈真名序〉與中國中古的文學理論有何關聯。諸如此類，皆是有待後來學者去積極挑戰的新課題。

　　譯者認為興膳宏《中國文學理論》與上述諸書相較之下，其中所突顯的意義，在於作者建立了有系統的理論架構，為我們從歷史文化的時空脈絡中，清楚地勾勒出六朝重要的文學理論〈文賦〉、《文心雕龍》、《詩品》等從產生、傳播乃至於影響的整體圖像。同時，透過劉勰、僧祐與空海相互影響關係的具體呈現，讓我們連帶觀看到中國與印度、日本之間的知識系譜與文化、書籍之移動路線。

　　再者，本書另一重要的意義則是興膳宏帶入了大量佛教的資料，讓我們認識到悉曇文字對謝靈運與劉勰的影響，悉曇的研究如今已大有拓展，對佛教研究者而言實為常識，但興膳宏以文學的角度出發，說明中國詩學的重要命題「聲律」之濫觴，亦建築在文化撞擊的脈絡上。此外，如《文心雕龍》在邏輯結構上受到佛教極大的影響，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中的〈歸心篇〉專論佛教信仰的問題，稱釋迦的「辯才智慧」勝過堯、舜、周公、孔子等中國聖人等等；興膳宏於論述之間提示了我們不該拘泥於過去傳統所謂的「魏晉玄學」、「隋唐佛學」之想法，因為，實際上中國南北朝時代的知識分子受佛教的影響是比其他時代都來得大的。簡言之，本書不同於以往僅停留在文學理論的框架中去探討中國的文學理論內涵，而是綜合了文學傳播史、宗教史、藝術理論史等多元的角度，去深究中國中古文學理論的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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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與《出三藏記集》：論兩者的內在關係

一

眾所周知，《文心雕龍》作者劉勰（字彥和）與佛教的關係深厚。《梁書》本傳（〈文學傳〉下）等曾經提到了劉勰與佛教的關聯，內容大致如下。

劉勰早年喪父，然生性好學；家貧不能成婚，故投靠當時的高僧僧祐，在僧祐的指導下，篤志勤讀。僧祐是南朝齊、梁佛教界的重要人物，住在建康郊外的定林、建初兩寺，慧皎《高僧傳》明律之部有僧祐的列傳，稱他尤其長於律學。或許僧祐發覺了年少的劉勰才能非凡，故領養了他。十餘年來，劉勰在僧祐身旁，致力專研學問，終於成為博學多聞的佛教學家。成為佛教學家後，劉勰灌注了全部的精神製作佛教典籍目錄。《梁書》只記載了：「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

卻沒有指出劉勰編輯之書的書目為何，後來經過考證，推測劉勰所編的可能是《出三藏記集》，而《出三藏記集》的作者，署名為劉勰的業師僧祐，成書年代比《文心雕龍》還晚。另外，《高僧傳‧僧祐傳》：「初祐集經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為《三藏記(集)》、《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及《弘明集》等，皆行於世」。上述諸書，皆著錄於《出三藏記集》卷十二，而劉勰則是編輯此書的重要人物之一！

梁天監初期，劉勰的《文心雕龍》得到沈約的賞識後，開始聞名於世，劉勰因此步上仕途，他以奉朝請起家，兼中軍臨川王蕭宏的記室，後來累官至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臨川王蕭宏，是梁武帝的異母胞弟，蕭宏非常尊重僧祐，對僧祐「崇其戒範，盡師資之禮」（《高僧傳‧僧祐傳》）。楊明照〈梁書劉勰傳箋注〉（收入《中華文史論叢》，第一輯，總第九輯，1979，以下稱《新箋》）的考證指出，臨川王蕭宏因為經常出入僧祐的住所，所以認識了劉勰，蕭宏欣賞劉勰的文辭之才，故任命他掌文翰的記室。

劉勰曾經擔任昭明太子蕭統的東宮通事舍人，當時他建議南北二郊的祭祀，應該仿效七廟的祭祀法，供品必須廢除牲畜而改採蔬果。這個建議後來被篤信佛教的武帝採納。